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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長安(今陜西西安)、終于邏些(今西藏拉薩)的唐蕃古道,曾是大唐與吐蕃往來的通道,見證了和親、會盟、文化交流與民族交融的重要歷史。這條跨越今陜、甘、青、川、藏五省區的古道,全長約3000公里,至少有1300年歷史。
唐蕃古道緣何形成?為何被稱為聯通漢藏民族的“黃金橋”?又如何發揮連接南亞的通道作用?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張安福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連接青藏高原與中原地區的唐蕃古道因何形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演變?
張安福:唐代從長安通往吐蕃邏些的道路,被后世稱為“唐蕃古道”,是漢藏民族長期交往形成的一條道路,也是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青藏高原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并南向延伸至南亞地區。
關于唐蕃古道的路線,學界一般以唐代鄯城(今青海西寧)為該條道路的中點,分為東西兩段。東段的道路從長安出發,沿渭水西行至鄯城;西段的道路從鄯城轉閣川驛(今西藏那曲)到邏些。
文成公主和親吐蕃后,漢藏關系不斷深化,唐蕃古道出現了“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的興盛場景。此后,金城公主入藏和親、御史大夫崔琳出使吐蕃、大理寺卿劉元鼎率使團入蕃會盟等,皆經行此路,唐蕃古道獲得進一步維護和保障。
宋、元、明、清數代均大力發展中原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唐蕃古道不斷延伸拓展。古道上,貿易流通、宗教傳播、使臣往來頻繁,沿途廣設驛站、興修寺廟,包括西安的廣仁寺、甘南的拉卜楞寺、西寧的塔爾寺等。唐蕃古道始終將青藏高原與中原地區緊密相連。
但這條古道實際上并未止于拉薩。通過考古發現,唐蕃古道繼續向南延伸,通往今尼泊爾和印度地區,成為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各地交流的通途。

2025年2月28日,航拍的甘肅甘南拉卜楞寺。中新社記者 九美旦增 攝
中新社記者:唐蕃古道為何被稱為聯通漢藏民族的“黃金橋”?
張安福:唐蕃古道是漢藏民族友好的重要見證。據史料記載,吐蕃獻給唐朝的貢品中,大型金制品屢見不鮮,為迎娶文成公主,吐蕃“獻黃金五千兩”,此后又以“金二千兩,馬千匹”求娶金城公主,“黃金橋”的美稱最初由此而來。
自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紀中葉吐蕃滅亡,唐蕃之間的政治聯系日益緊密,朝貢、會盟、和親、告喪等互動達200余次之多。
往來唐蕃古道的使者、僧侶、商隊等,也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持續推動漢藏互動交流和共同發展。例如,通過茶馬互市,中原的日用器具、農作物種子,以及養蠶繅絲織造技藝等傳入吐蕃,青藏高原的藥材、香料、馬匹、金銀器制作工藝等亦到達漢地,改善了彼此的生產生活方式。
中原文化也深刻影響了吐蕃的社會風俗。文成公主入藏后,大批工匠、樂師進入青藏高原,珍貴佛經、醫書和中原典籍亦相繼傳入,掀起了吐蕃貴族學習中原文化的熱潮。
對青藏高原影響最大的還是佛教傳播。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了佛像、佛經和僧人,吐蕃的貴族和平民逐漸接受佛教,藏傳佛教在此基礎上產生并發展。直至今天,文成公主還被奉為藏傳佛教中的“綠度母”。
唐蕃古道推動了漢藏交往交流交融,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2022年12月27日拍攝的,西藏拉薩大昭寺內的釋迦摩尼12歲等身金佛像。中新社記者 貢嘎來松 攝
中新社記者:唐蕃古道有“絲綢南路”之稱。它在歷史上促進了哪些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
張安福:唐蕃古道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上,唐蕃古道促進了中國與南亞地區的交往交流交融。例如,現代印地語稱白糖為“cīnī”,意為“中國的”。《新唐書》記載,唐太宗曾遣使至摩揭陀(古代中印度王國)取熬糖之法,此后中國制糖技術進一步提高,將紫砂糖凈化為“色味愈西域遠甚”的白糖,又反向輸入南亞。
當前,隨著中國交通運輸的現代化發展,以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持續推進,融入時代特征的唐蕃古道煥發新機。
唐蕃古道沿線分布有古城古堡、石窟壁畫、寺院建筑、摩崖造像、金石碑刻簡牘、墓葬等大量文物遺存,是中外學界、文旅界、考古界高度關注的瑰寶之地。近年來,隨著考古成果不斷涌現,海內外對青藏高原興趣漸濃,唐蕃古道沿線迎來“文旅熱”,在旅游觀光、研學考察等活動推動下,唐蕃古道更顯活力。
此外,“青藏中線”等入藏新通道的開辟,以及川藏鐵路等的陸續修建,不僅使雪域高原與其他省市的聯系更為密切,還進一步帶動了中國與尼泊爾、印度等地的互聯互通、文旅合作、經濟交往,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現實基礎。
如今,頻繁的人員往來與不同文化背景群體的交流,持續推動西藏地區可持續發展,唐蕃古道也將延續其歷史價值,成為文化匯集之地。

2020年11月6日,游客在廣州廣東省博物館參觀“唐蕃古道——七省區精品文物聯展”。中新社記者 陳驥旻 攝
中新社記者:當前,國際上仍有一些割裂西藏與中原歷史聯系的聲音。作為歷史學者,您如何看待唐蕃古道沿線考古和歷史研究在回應這類質疑中的作用?
張安福:西藏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青藏高原有人類文明開始,這片土地便與中原有著密不可分的文化聯結。
新石器時代,在以西藏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區域文化中,出現了有肩石斧、磨制條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器物,它們與甘肅馬家窯遺址中大量出土的器物相似,兩者文化類型基本一致,而卡若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粟類遺存,更印證了該地區與黃河流域的廣泛交流。可見,早在史前時期,青藏高原就與中原地區實現了跨區域交流,為唐蕃古道的開通奠定了基礎。
此外,青海省湟源縣出土的晉唐時期的人物出行棺板畫,人戴冠帽、剪發垂項,或頭戴黑色裙帽,男子多身穿小袖交衽袍服與小口袴,女子多著裙襦,均體現了以唐蕃古道為路徑多民族物質文化交融的特征。
從出土文物到文獻記載,青藏高原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乃至歷史上的戰爭與和解,始終與中原地區休戚與共。這片土地上的民族構成、文化形態、信仰體系與民俗傳統,皆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西藏既保留著鮮明的區域民族特色,更深深鐫刻著中華民族的突出特性,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