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與統戰工作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是共產黨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董必武也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作為曾經的同盟會元老，從兩次國共合作到新中國成立前后，董必武以豐富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為推進中國革命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一）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一個清貧的教書先生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17歲時考中秀才。青少年時期的董必武，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朽專制和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的欺壓掠奪，立志救國救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爆發。董必武毅然奔赴武昌投入戰斗，從一個晚清秀才成為堅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者，從此走上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不懈奮斗的職業革命家道路。他追隨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4年考入日本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并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1915年6月回國從事反袁活動，兩次被捕入獄。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國社會的黑暗讓他苦悶痛心，“觸于眼簾，即市井蕭條，民氣沮喪，沉郁慘淡，人以幸生茍免為心”。董必武走上重新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

　　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董必武開始學習馬列主義。他與李漢俊等人討論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主義，得出中國革命“必須走列寧的道路”的結論。五四運動爆發后，他在上海參加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從中看到了民眾行動起來的偉大力量，看到了中華民族新的希望。

　　1919年8月，董必武從上海回到武漢，創辦私立武漢中學。他通過惲代英同志主辦的利群書社，設法為學生購買《新青年》《湘江評論》等進步書刊，邀請李漢俊、錢亦石、惲代英等人到學校演講，傳播和宣傳革命思想，使這所學校成為培養新型革命人才的搖籃。

　　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指導下，1920年秋，董必武與陳潭秋等同志創建了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隨后，在武漢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婦女讀書會、青年讀書會，傳播新思想，并派得力同志到工人中去，舉辦夜校、識字班，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在董必武等同志組織領導下，武漢地區的革命活動逐漸活躍起來。

　　1921年七八月間，董必武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董必武任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和湖北區執委會委員。在他和區委同志的組織領導下，武漢成為近代工人運動的策源地之一，爆發了著名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湖北農民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同湖南農民運動交相輝映，形成強大的革命聲勢，對推動北伐戰爭勝利進軍、促進大革命迅速向長江流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首次提出了“民主的聯合戰線”問題。同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和馬林建議，為建立民主聯合戰線，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使之成為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組織的條件下，由共產黨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實際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董必武在國民黨中央、湖北省黨部和政府內均擔任要職，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湖北省黨部常委。

　　董必武堅決貫徹中共三屆一中全會提出的“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的方針，認為要實現、堅持和發展黨的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一定不能丟了領導權，必須要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

　　董必武在湖北開展革命工作期間，始終堅持不能放棄自己力量的觀點，注重把領導權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秘密籌建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員會并改組了中共鄂豫皖、湘鄂贛兩地省委，調整補充了中共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發動了大批農民、學生等投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此同時，他充分利用改組后的國民黨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吸收各界人士參加革命活動，把湖北國民黨組織建設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使武漢成為北伐戰爭后期國共合作的重要舞臺。

　　此外，董必武還非常贊成和支持毛澤東發動農民和武裝斗爭的主張。1926年，董必武主持籌建了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后擴大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董必武親自任教，向農民運動干部宣講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理論政策。1926年底，董必武籌辦湖北中小學教師黨義研究所，剖析當時革命形勢、闡釋統一戰線之必要性。在武裝斗爭方面，董必武認為堅持革命非武裝不可，建立和發展工農武裝是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的保證。他指出：“革命要黨員武裝化、民眾武裝化。我們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裝不可。”1926年，他在漢口建立黨的秘密聯絡點，為各地工農武裝收藏并轉運槍支彈藥，指導湖北等地的農民建立農民自衛團。在大革命慘遭失敗的危機時刻，他親自部署革命同志撤退，鼓勵同志們轉入隱蔽斗爭，堅持“武裝斗爭”，為鞏固革命統一戰線保存積蓄了實力。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舉行南昌起義。董必武與宋慶齡、鄧演達、毛澤東等22人聯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痛斥蔣、汪，號召進行堅決斗爭。11月，中共鄂東特委舉行黃麻起義，以董必武的名義出布告、發傳單，號召工農開展武裝斗爭。

　　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董必武根據黨的指示東渡日本。1928年，黨組織派他到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后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參加長征，歷經千難萬險，走完長征路。到達陜北后，董必武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

　　（三）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與周恩來等同志一道，忠實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戰路線，堅決執行中國共產黨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

　　爭取中間勢力，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策略，也是南方局的一項中心工作。抗戰時期的中間勢力是指國共兩黨之間，包括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地方實力派、開明紳士和社會賢達在內的廣大中間階級、階層和政治派別的統稱。在當時的中國，這股中間勢力不容小覷，在抗戰問題上，他們贊成團結抗戰；在爭取政治權力問題上，他們贊成憲政運動，“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廣泛發動并團結中間勢力，是黨“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極嚴重的任務”。

　　董必武作為南方局統戰工作的具體負責人，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對國統區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團體以及海外華僑進行了大量爭取和團結的工作。

　　廣交朋友是董必武做統戰工作的一個重要方法。他認為，要把統戰工作做好，除了政治原則上的團結外，還需要和他們交朋友，建立感情和友誼。在和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史良等民主黨派領導人的交往中，董必武經常和他們一起分析形勢，商討抗日救國大計和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策略。對于他們召開的各種會議，幾乎是每會必到，到會必同他們親密會談，會談地點大多在被董必武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后來，由于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國共關系日益緊張，面對復雜形勢，每當有些朋友出現猶豫不決、搖擺不定的時候，董必武便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地登門拜訪，幫助他們擦亮眼睛，辨明方向；每當民主人士遇到危難時，董必武總是及時伸出友誼之手，給予真誠的幫助。

　　1940年底，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演講中揭露國民黨權貴利用抗戰發“國難財”的行徑，怒斥孔祥熙、宋子文貪污。蔣介石惱羞成怒，下令將其逮捕入獄。董必武獲悉后，立即投入到營救工作中。為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卑劣做法，董必武還利用慶祝馬寅初60大壽的名義，與周恩來、鄧穎超聯名贈送一副壽聯：“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壽聯是他撰擬并親筆書寫的，獨具匠心。在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交往中，董必武始終做到推心置腹、以誠相見。他們也把董必武當作最可信賴的朋友。

　　董必武不僅親自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工作，還派得力干部到他們中間去協助工作。張友漁、王炳南就是董必武直接派到救國會的。張友漁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努力工作，協助鄒韜奮辦好《全民抗戰》這個刊物；王炳南在救國會中主要擔負同沈鈞儒的聯系工作。不久，張友漁、王炳南都成為救國會的領導骨干，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張申府、劉清揚、史良一起，共同領導救國會的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董必武對中間力量要求聯合起來的愿望和活動給予支持和鼓勵，盡其所能推動各中間黨派的聯合。抗戰時期，各黨派負責人梁漱溟、黃炎培、左舜生、羅隆基等多次在重慶秘密集會，“同聲慨嘆國民黨之褊狹暗劣”，一致認為“廣大中間人士如吾儕者，不容自輕責任，必當慷慨而起，聯合同心，進而推動兩黨團結抗敵”。他們“想來想去”，都覺得“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強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在醞釀討論期間，董必武經常赴張瀾寓所，與沈鈞儒、鄒韜奮（救國會）、黃炎培（職業教育社）、李璜（青年黨）、章伯鈞（農工民主黨）等討論同國民黨頑固派作斗爭的問題，推動他們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皖南事變發生后，他們聯合起來的決心更大了，經過反復討論，決定聯合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在其成立前夕，董必武在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接觸、交談中，積極推動他們團結、合作，使一些愛國民主人士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黃炎培原來對國民黨蔣介石抱有諸多幻想，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有一些誤解。蔣介石也有意拉攏他。然而，通過董必武不斷用事實教育和引導，黃炎培得以逐漸覺悟。正是基于對周恩來、董必武等的信任，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在籌備民盟的過程中，主動將成立情況、領導人選等透露給周、董二人。周恩來、董必武還同民盟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使其組織公開化、合法化的問題。

　　梁漱溟離渝赴港前，曾到曾家巖50號周公館拜訪，周恩來、董必武熱情接待了他，幫助他籌劃香港之行。梁漱溟到達香港之后，在報刊登記證、經費等方面遇到困難，南方局即指示中共駐香港機關大力協助和資助，幫助他克服了困難。

　　此后，在周恩來、董必武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經王昆侖、許寶駒、王炳南等人醞釀，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于1941年夏成立，其中王炳南代表中共參加，團結了不少國民黨左派和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高級幕僚職務的進步人士，以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

　　1943年，董必武又派徐冰去推動和幫助鄧初民、譚平山、柳亞子、王昆侖、李濟深、陳銘樞、張志讓、郭春濤等人，組織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以團結國民黨內的民主進步分子，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基礎。董必武還派共產黨員陳鈞以小業主的身份在中小工廠中進行活動，在斗爭中推動他們擴大聯合，籌組中小工廠聯合會，為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成立做準備。

　　（四）

　　抗日戰爭期間，除了積極爭取中間勢力，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外，董必武對于國民黨上層人物，也做了大量爭取和團結的工作。

　　1939年，董必武經與周恩來研究，決定派張友漁、梅龔彬等參加國民政府新設立的戰地黨政委員會，以設計委員的名義，常與李濟深、馮玉祥等聯系，同時以文化人身份從事文化運動和民主運動。在李濟深的支持下，他們出版了《戰地通訊》《戰地評論》等刊物，并經常邀請在重慶的民主人士舉行戰地座談會、星五聚餐會等，對團結抗戰起到積極作用。

　　同一時期，董必武和周恩來同志一起，與中間勢力和國民黨上層人物楊杰、張瀾、陳銘樞、章伯鈞、姚覺吾、郭春濤等組成九人小組，經常秘密集會，謀劃聯絡各界進步人士開展聯合抗日斗爭。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方局還指示王炳南（中共派往重慶的秘密代表）與郭春濤配合，組織“東方文化協會”，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擔任會長、覃振擔任副會長，王炳南、郭春濤、秦德君、李俊龍、胡秋原等為常務理事，郭春濤兼任秘書長主持日常會務。協會成員還有日本反戰同盟、越南、印度、泰國的代表，以及臺灣地區的代表。協會通過合法的文化活動，參與和溝通各種形式的國際抗日活動，協助中共工作。該協會把有關方面從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和日本反戰同盟代表中獲得的日軍大本營的動向、日德之間的外交密電，以及被俘日軍高級將領的口供、截獲日軍的文電等重要情報，經過分析整理后通過王炳南及時轉告中共中央。并為配合國際反法西斯戰爭提供情報，做出了成績。

　　董必武非常重視在國民黨統治中心開展統戰宣傳工作，注重發揮報刊在宣傳黨的政策、發展統一戰線方面的巨大作用，先后籌辦《楚光日報》、《漢口民國日報》、《群眾》周刊等，積極宣傳黨的統戰政策，揭露批判國民黨右派破壞統一戰線、破壞革命的陰謀活動，鞏固統一戰線的政治和思想基礎。

　　后來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董必武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和中共地下組織，于陪都重慶推動創辦了《新華日報》，他親自為《新華日報》創刊題詞：“擁護抗戰到底，為實現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斗爭。”《新華日報》成為在國統區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重要陣地，很多中共的重要情況都在上面刊登。

　　1940年8月19日，190架敵機空襲重慶。第二天，又有170架敵機來襲。大量的燃燒彈讓山城變成了火海。饑餓和死亡威脅著重慶。

　　這期間，《新華日報》連續發表多篇呼吁戰勝困難的社論，極大地鼓舞了人心。8月25日，《新華日報》刊登八路軍司令員朱德、副司令員彭德懷發來的電報，八路軍組織百團大戰。此后一個月，百團大戰連續取勝的消息不斷登出。許多人寫信并寄來專款，請報館轉交八路軍。

　　重慶一家汽車公司的修理工人集體向八路軍捐獻了107元錢，他們在來信中說，“八路軍的光榮戰績使我們確信，最后勝利一定操在我們手中。過去我們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是非常錯誤的。”

　　一名讀者寄來3元錢。他寫道，看了朱、彭兩將軍的電報，“我的熱淚簌簌而下。我沉然凝思許久，這個捷報對全國同胞堅持抗戰不啻一興奮劑，而對那些對抗戰前途抱悲觀的人，卻是當頭棒喝。”

　　對推動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貢獻的國民黨上層人士，《新華日報》也給予積極的鼓勵和支持。逢馮玉祥60壽辰，董必武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祝壽詩：

　　上將勛名日月高，

　　時危草野起英豪。

　　龍爭虎斗風云會，

　　豕突狼奔海宇騷。

　　力贊中樞抗強寇，

　　性耽佳句弄柔毫。

　　吟詩壽事原余事，

　　語妙并卅快翦刀。

　　對馮將軍深明大義、力主“中樞抗強寇”的行為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贊揚。

　　董必武還對為促進國共合作、擔任國共兩黨談判聯絡人張沖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挽詞：

　　大計賴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定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

　　斯人獨憔悼，始病寒繼病瘧，沉疴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

　　為紀念國民黨將領張自忠將軍殉國3周年，董必武慨然題詩：

　　漢水東流逝不還，

　　將軍忠勇震瀛寰；

　　裹尸馬革南瓜店，

　　三載平蕪血尚斑。

　　歌頌張將軍為國殉難的英勇精神。

　　整個抗戰期間，南方局積極開展統戰宣傳工作，為鞏固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民主人士、爭取抗戰勝利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五）

　　在重慶期間，為爭取和聯合四川、云南、廣西等地的地方實力派，董必武利用一切機會親自做他們的工作。1939年5月，董必武在重慶曾家巖潘文華寓所會見劉文輝，給他分析了國內外形勢，以及抗戰必勝、妥協必敗的道理，劉文輝深以為然。他后來回憶說：“爾后我對抗戰勝利的信念能夠堅定下來，這次晤談是有巨大影響的。”

　　此后，董必武又多次同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秘密會晤，交談堅持抗戰、加強川康團結等問題，曉以大義，從而使他們更加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

　　為進一步加強對西南地方實力派的工作，1939年冬，董必武派人進行聯絡國民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鼓勵李、白堅持抗日，做孫中山的忠實信徒，認真實行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942年，董必武布置云南省工委通過適當途徑，向云南省國民政府主席龍云提出建議書，限制了國民黨特務的活動，有利于抗日民眾運動的發展。當云南省工委向董必武匯報“龍云希望請周恩來到昆明會晤”這一消息后，南方局立即派華崗赴昆明，秘密與龍云建立了直接聯系。

　　1944年8月，董必武專門派張友漁到成都加強同劉文輝的聯系，指示他要鼓勵推動他們團結起來，保衛西南。

　　在南方局和董必武的推動下，西南地方實力派進一步認識到加強團結、爭取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并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參加了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斗爭，成都、桂林、昆明等地一度成為抗日民主活動的重要陣地。

　　董必武還十分注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團結和爭取工作。

　　1942年1月15日，董必武與周恩來等人參觀渝鑫鋼鐵廠，支持并肯定民族工業對國防生產作出的貢獻。針對中小工廠主不敢觸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并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存有幻想等特點，董必武耐心地以大量事實啟發他們，支持、幫助他們組織起來。

　　1943年，董必武通過海燕織布廠負責人田海燕和裕服織布廠負責人李學民聯系承織軍布的布廠同業負責人士，發起組織了軍布業聯誼社，并直接領導他們開展反對國民黨軍需署勒索掠奪民營布業的斗爭。在董必武的指導下，田海燕和李學民動員組織了100多家民營布廠的負責人，扛著軍需署發下的欠圈短碼的棉紗，隱身于黃山公路旁。等到蔣介石乘車經過，一齊攔路請愿，最后迫使軍需署賠償了短欠的棉紗；董必武還指示陳鈞在新平聚餐會時，提出中小工廠主派代表到行政院長孔祥熙家去請愿，同國民黨軍需供給部門官員的貪污、中飽私囊行為作斗爭。到1944年，這一斗爭逐步發展到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璧山、成都等地，參加的中小工廠主有2000人左右。中小工廠主派代表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并在此基礎上成立了軍布加工業中小工廠主聯合會。董必武親臨該聯合會并講話，鼓勵他們團結起來，為爭取抗戰勝利，為發展民族工業而努力。

　　董必武還經常團結、關心和愛護進步文化人，幫助他們度過難關。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頑固派也在加緊迫害進步人士，妄圖撲滅國統區的民主力量。董必武與周恩來一道，把可能遭到國民黨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進步分子、左翼文化人士，從重慶轉移到香港，并安排好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還派張友漁、夏衍、胡繩等同志一道前往，幫助他們開展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又派張友漁先回桂林，負責安排從香港回來的民主人士、進步分子的工作和生活。這些細致周到的舉動，令廣大文化界人士深受感動，更加密切了同中共的關系。

　　董必武對待各方面的真誠態度，贏得了廣大中間黨派和民主進步人士的信賴和贊譽。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籌劃和組織下，提前兩年為董必武舉辦慶祝60壽辰的活動。中共中央在賀壽電中高度稱贊他“正代表黨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衛地位”，是“中國共產黨的模范的領導者之一”。

　　在重慶的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陶行知、張申府、鄧初民、曹靖華等民主人士聞訊，也紛紛寫詩撰文祝賀。郭沫若作詩《董必武行》，高度贊揚董必武的高貴品質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黃炎培在寫給董必武的一首七律祝壽詩中，用“和平露出剛方性，淵默能兼激辯才”的美好詩句贊揚其剛毅的品德和淵博的學識；沈鈞儒、陶行知也都寫了祝壽詩，稱贊董必武是“團結標志一老翁”“春風時雨天下公”；張申府在祝壽文章中，以“韌性斗士”4個字贊譽董必武的革命精神；鄧初民在祝壽文章中稱贊董必武具備了“有品有學，至仁至義”“公忠自矢，愛國愛民”“獨秉孤忠之念，與氣數抗衡，百折不回，生死不顧”等諸種美德，并說只有具備以上美德的人才可以稱為壽世之業，可與天地并垂。

　　對此，董必武卻表現得十分謙虛：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黨的成功是空前的，自己在這中間沒有更多更大的貢獻，使黨給我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他還表示“愿在繼續整風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彌補自己的缺點”，“隨著中央隨著全黨同志繼續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任務而奮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論在什么時候，要毫不猶豫地堅守著中央分配給我的崗位”。

　　（六）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會晤，決定4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行聯合國憲章制憲會議。中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那時的中國，抗日戰爭已打了13年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正在飛速地成長壯大。當時美國駐華使館的一些外交官員在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也承認“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最活躍的力量”，抗日戰爭“是成功的”。

　　但當時國際國內形勢錯綜復雜。國民黨當局曾想一手包辦代表團的組成，這當然是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不能接受的。1945年2月，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多次致函“調停”國共關系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強調指出：“決不能僅由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參加會議”，“設若國民黨獨占代表名額，將不僅為不公平與不合理，并將表示他們的見地是要分裂中國。”經過多方幾次交涉，國民黨當局才不得不允許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軍民派人參加代表團，但僅給了一個名額。黨中央經過周密研究之后，決定派德高望重的董必武作為代表團的成員赴舊金山參加制憲會議。

　　1945年4月，董必武（前左二）準備赴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朱德（前右二）、陳毅（前右三）等在機場歡送

　　1945年4月6日，董必武從延安乘飛機抵達重慶。當天，中國民主同盟舉行茶會。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陶行知、史良等四十余位著名人士到會。會上，董必武激動地說：這次舊金山會議代表的決定，我黨中央是極不滿意的，而我們所以出席，則全為吾人之愛好和平，力求民主團結的委屈求全精神，并為國際和平而奮斗。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等在發言中強調指出，董必武先生是代表勞苦大眾，歡送董必武先生是歡送中國人民的代表。

　　4月12日晨，年逾花甲的董必武帶著全國人民的心愿，在秘書章漢夫、陳家康的偕同下，乘飛機離渝赴美。當時處在戰爭環境，途中交通條件很差，乘坐的是沒有座位的軍用機。飛機要首先飛到印度的加爾各答，然后轉飛中東，跨非洲，橫渡大西洋，到巴西，再北飛紐約。旅途的辛苦和勞頓是可想而知的。21日，董必武乘坐的飛機終于在紐約機場降落，在紐約小住休息之后，在舊金山會議正式開幕的頭一天到達了舊金山。

　　“金門朗月窺窗隙，照見離人徹夜蘇。”“熱鬧文明夸富麗，緊張生活斗新奇。”這是董必武在舊金山所賦《旅居美國舊金山雜詩五首》中的兩句，也是董必武及其隨行人員在舊金山緊張工作情況的寫照。

　　舊金山制憲會議于4月25日正式開幕。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全部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反法西斯各國舉行的盛會，五十個國家二百八十多名代表和一千七百多名顧問、專家、記者聚集一堂，會場周圍還擠滿了關心這次大會的人群，氣氛十分熱烈。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更引起新聞界的興趣。5月1日，在中國代表團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董必武同志自然成了記者們注目的對象。美國記者好奇且友好地請董必武站起來同大家認識。董必武當即落落大方，微笑起立。記者們看見站到他們面前的是一位溫文爾雅、令人起敬的長者，頓時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一位記者詢問董必武：舊金山會議的成功，是否將有助于造成中國內部團結與和諧？董必武欣然回答：“是，但非是直接的。”語言準確、簡潔而有分寸。他的答復由譯員譯成英文后，主持招待會的宋子文高聲重復了一遍，聽眾均鼓掌歡迎。

　　6月26日上午，50個國家的153名代表在《聯合國憲章》的中、法、俄、英、西5種正式文本上簽字，中國代表團率先簽字，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董必武著文指出，這次會議是“舉世人民熱烈要求民主、團結和和平的情況下召開并勝利結束的”。

　　1945年6月，美國舊金山，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董必武到美國，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以公開身份在美國活動，他非常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在舊金山，除了參加會議之外，他還廣泛地接觸美國的朋友和我們的僑胞，向他們介紹中國解放區軍民進行經濟、政權建設的情況，介紹抗日的戰況和取得的輝煌戰績，闡述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方針以及要求民主、爭取團結、建立聯合政府的統一戰線政策。爾后又訪問了舊金山市唐人街，先后參觀了中華會館、中華學校和東僑醫院等，還在中華學校向熱情的學生們發表了講話。

　　聯合國大會閉幕后，7月初，董必武一行離舊金山赴紐約，更廣泛地會見了當地的僑胞，拜訪了中國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萊、史迪威的女兒和賽珍珠等。

　　此外，在舊金山期間，董必武還要章漢夫、陳家康和在美國工作的徐永瑛等同志一起，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撰寫出版了近三萬字的《解放區實錄》（用英文發表），在聯合國的各代表團、新聞記者及一些外國朋友中廣為散發。一家華僑報紙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他的講話——《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的全文。一位美籍華人曾寫道：“1945年聯合國在舊金山成立，當國民政府出席成立儀式的代表宋子文前來訪問紐約時，他住在一家豪華的旅館里，拒絕邀請去唐人街發表演說。相反，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時在舊金山）卻在華僑主持的許多集會上講話。這給紐約的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來在考慮中國在戰后世界中的前途時，華人中間幾乎沒有人認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繼續下去會有什么好處。”

　　董必武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黨中央、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賦予的重任，不愧為人民的真正代表和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