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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0日上午9時,李佐民先生遺體告別會在八寶山殯儀館菊廳舉行。人們默然哀痛,悼念逝者。很多統戰干部、藏學界人士紛紛表示,“他的離世對于西藏工作,對于藏語文翻譯都是重大損失”“他是老西藏的代表和榜樣”。
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朱曉明眼里,李佐民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是后繼統戰工作者的榜樣:“李老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西藏,是一位專家型的干部。”
中央統戰部二局原局長霍鐘權回憶起自己的老同事李佐民同志時說:“在多年的統戰工作中,他獲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并且成為十世班禪和阿沛•阿旺晉美的交心朋友,為黨的統戰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圖為李老生前接受《中國西藏》雜志、中國西藏網記者采訪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降邊嘉措眼里,李佐民有著特殊的地位。
相識:我是他的小兄弟
接到《中國西藏》雜志、中國西藏網記者的電話,降邊嘉措表示已經接到李老逝世的消息,語氣沉痛地講起他和李佐民相識66年的歷史。
他說,自己與李佐民在有關翻譯和西藏工作方面的聯系,從未中斷。“我們最早認識在1952年的藏歷年期間。我當時只有14歲,但已經有一年多的軍齡了,從巴塘一路跟十八軍進藏,因漢藏語比較熟悉,被派去做統戰部領導的翻譯,正巧李佐民在西藏工委秘書處任文書工作,主要負責寫作。我比他小十歲,被他稱為‘我的小兄弟’。那時我就發現他很愛學習。因為藏文并不好,但是李佐民很快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學拉薩話,經常深入社會,與各種不同階層的人聊天。他從不介意向比他小的同志學習。我的漢文寫作不行,他還常常告訴我一些漢語詞語的意思,漢字怎么寫,也虛心向我學習藏文,那個時候我們慢慢熟悉起來。”
相知:熟悉的“三點一線”
后來因為工作原因,降邊嘉措與李老沒能繼續共事,但是一直有聯系。“我印象里他一直在學習。在1954年8月張經武護送十四世達賴走過康藏地區,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過程中,按照中央要求,一路從拉薩騎馬到昌都幾十天的時間里,一日一報的文字工作主要是由李佐民負責的。”
“直到1960年左右再見,他已經給十世班禪做翻譯了,可見進步之大,不僅一口流利的拉薩話,涉及到什么宗教術語、民主改革新詞匯、傳統敬語、舊西藏政府的用語,也都用得非常熟練。”
“到了1964年到1968年,是我們交往最頻繁的時期。在民族出版社,我在4樓住宿,他住在2層,食堂在1層,辦公室在3層,我們戲稱為‘三點一線’的生活,幾乎天天見面交流,一起滿腔懷熱情地翻譯毛主席著作。后來他曾經返藏,歷任翻譯局主任、中央統戰部二局副局長、中央統戰部副秘書長。”
敬佩:堪稱“活字典”,藏語言“大拿”中唯二的存在
降邊嘉措表示:“我覺得他(李佐民)在藏文翻譯上的貢獻非常重要,擔任很多重要時期、重要任務的翻譯工作。比如,1956年達賴喇嘛第一次出國,中央政府就派了他一個人陪同做翻譯,周恩來、賀龍接見達賴時,也是他做翻譯。1961年班禪喇嘛到南方去考察,給李維漢、陳叔通做翻譯的也是他。”
降邊嘉措說,李佐民長期和藏族人民接觸和交流,對西藏的生活很熟悉,對各種階級關系很熟悉,堪稱“活字典”,無人能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李佐民給阿沛•阿旺晉美整理回憶錄,那是一個經過口述—記錄成藏文—譯成漢文—再翻譯藏文的長期過程。
降邊嘉措說,中央一直要求“少數民族學漢文漢語,漢族干部要學少數民族語言”,“在我看來,漢族干部學的不少,學好的不多,只有兩個:一個在政界,在統戰民委系統,就是李佐民,他身處那個特殊的時期,本人非常勤奮,在漫長的進藏工作中,對西藏社會了解得非常清楚,對藏語非常精通,是難得的翻譯人才;另一個是在學術界,中央民大王堯教授,藏語文非常好,也是懂藏文的漢族翻譯家”。
正如霍鐘權先生所言:“李佐民同志是國家統戰工作和西藏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也是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的參與者,他的精神值得后人學習和紀念。”
李佐民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