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事業的開拓者、奠基者和領導者，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事業創造了豐功偉績。榮毅仁先生說：“周總理是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典范。他親自做統戰工作，誠摯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運用裕如，功勛卓著。他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中國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上也要民主，工業界應推派代表參加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決定施政綱領和修改憲草……

　　周恩來

　　1938年12月，黃炎培請周恩來為《國訊》撰稿，周恩來欣然應允，并連續幾天工作至凌晨三點，完成了《今年抗戰的新形勢與新任務》一文。文章一萬多字，分別刊登在1939年1月和2月出版的《國訊》上。

　　1945年7月，黃炎培、冷遹等訪問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熱情接待，回渝后黃炎培寫成《延安歸來》，在國統區引起很大轟動。

　　1945年，以黃炎培為代表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和以胡厥文為代表的中國工商界人士，為了堅決擁護中共于8月25日發表的《對于目前時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民主建國會的籌建活動之中。黃炎培加緊了與各方面的人士的廣泛接觸和交談，并隨時向中共負責人周恩來、王若飛、徐冰等通報情況。10月19日，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邀請，發表了題為“當前經濟大勢”的演講，肯定了工商界關心政治是個進步。周恩來的演講對籌組民主建國會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我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官！

　　黃炎培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來親自來到黃炎培的寓所，誠心誠意地勸說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聽了周恩來的請求，黃炎培面有難色，因為他自幾次拒絕做官后，曾抱定了“不為仕，不做官”的念頭。面對態度誠懇的周恩來，他有些猶豫不決：“1946年我68歲時，就覺得已經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我已72歲，還能做官嗎？”

　　聽了黃炎培的話，周恩來爽朗地笑了起來，連忙稱：“黃任公不老。”周恩來又細心地解釋說，在新政府任職，不同于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人民政協會議上，由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研究制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自己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臺唱呢？“劇本”的確是黃炎培等人參與“編”出來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較為完整地體現在里面了，此時撒手，“不上臺唱”，豈不違背“為人民”的宗旨？……第二天，周恩來再次登門拜訪，聽取黃炎培的思考結果。周總理兩次親自登門拜訪，黃炎培感激不盡，欣然同意了總理的請求。

　　對于此事，黃炎培的四子黃大能曾經不解地問他：“怎么年過七十而做起官來了？”黃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堅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啊！”

　　聽他對國內形勢的透辟分析，不覺耳目一新。

　　胡厥文

　　1944年冬，周恩來和王若飛出面邀請重慶產業家舉行座談會。胡厥文、劉鴻生、胡子昂等40多人出席了座談會。在會上，周恩來突出宣傳了愛國主義，強調產業家要為國家多作貢獻。周恩來在重慶期間特意多次到沙坪壩土灣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紅棗，鼓勵他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抗戰到底，為國家和民族多作貢獻。

　　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在西南實業協會的星五聚餐會上，以《當前經濟大勢》為題對200余位工商界人士發表了演講。演講中，他明確提出了“國家資本、合作資本、私人資本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互相配合”的倡導，也重申了共產黨“反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侵略資本”的態度，要求“關稅應當保護民族工業”，“工人和民族工業均受壓迫，應當互讓，共求發展”。周恩來的演講，不僅是對毛澤東講話精神的深一步闡述，還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基本原則。這次演講因聽眾多、范圍廣，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盡管國民黨對這篇演講實行了郵檢，但《新華日報》還是將摘要登載了出來。

　　周恩來的演講對胡厥文震動很大。胡厥文后來回憶說：“我有幸同他（周恩來）幾次懇談，聽他對國內形勢的透辟分析，不覺耳目一新。”

　　胡厥文一生只蓄過兩次胡須：第一次是1931年日寇侵入中國后，為銘記國難，留了胡須，直到抗戰勝利；第二次就是周總理去世后，當他聽到噩耗，不禁失聲痛哭，不思茶飯，他留起胡須，以明其志，決心為實現周總理提出的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夙愿而貢獻自己的余熱。當時已80高齡的胡厥文老人寫的一首五言詩《悼念周恩來總理》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

　　周總理是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典范！

　　榮毅仁

　　1950年，榮毅仁和其他首次出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特邀人士一起到中南海頤年堂毛主席寓所吃飯，正好坐在第二桌——周總理那一桌。周總理見到34歲的榮毅仁，詼諧地說：“噢，少壯派！”

　　“文革”十年浩劫，被視為“老牌資產階級”的榮毅仁自然逃不脫厄運。那時榮毅仁既是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又是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1966年夏，社會上的紅衛兵先后來到榮家“造反”。他們在榮家安營扎寨，又批又斗。在緊要關頭，周總理知道了，立即指示紡織工業部一定要想盡辦法保護榮氏夫婦。紡織部馬上研究對策，由當時的副部長錢之光秘書陳錦華具體執行，連夜派出了部里的紅衛兵趕至榮家，他們對外來的紅衛兵說：“我們是紡織工業部機關的紅衛兵，榮毅仁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要對他進行批斗，讓他老實交代問題，請你們把他交給我們。你們不要管了，都退出榮家，由我們來處理。”就這樣，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巧妙地把榮氏夫婦保護了起來。

　　榮毅仁夫人楊鑒清說：“紡織部的紅衛兵要晚來兩天，我們都沒命了，周總理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哪！”榮毅仁滿懷深情地說：“周總理是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典范。他親自做統戰工作，誠摯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運用裕如，功勛卓著。他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周總理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

　　古耕虞

　　1949年9月，古耕虞在香港接到了中央財經委員會的通知，邀請出席一次全國性的豬鬃會議。10月4日，即新中國開國之后三天，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陪古耕虞來到中南海周總理的家。

　　周總理很親切地接待了古耕虞。周總理用商量的口氣對古耕虞說：“今天時間不多，不能暢談。請你先考慮一個問題，我們準備把豬鬃公司交給你全權負責，你的意見怎么樣？不要急于表態，你可以先考慮。”周總理還說，“抗戰時，我們同你多次談過桐油、豬鬃生意問題。那時，我們共產黨不是執政黨，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現在我們執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夠把這件事情辦好。”

　　古耕虞當時表示可以接受這個任務，又說：“我想把四川畜產公司全部交給國家。”

　　周總理說：“這事要從長計議，我還沒有考慮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門具體研究再定。但我還是想請你先把豬鬃公司的事情定下來，以便我通知中央貿易部長葉季壯。”

　　傍晚時，周總理請古耕虞和其他幾位客人一起吃晚飯，飯后又請喬冠華通知古耕虞留下。等到別的客人離開，已經夜深了。繼續談話時，周總理又一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權負責豬鬃公司的事。

　　1950年，古耕虞將在美資金全部匯回國內，并把在香港的子女送回北京上學，讓他們可以親身體驗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怎樣建設起來的。后來，有關部門來向古耕虞了解在美資金解凍經過，古耕虞寫了一封信，報告他在港、在美的工作情況，并闡述了與周總理交往的經過，尤其是周總理對他的關懷與信任，并在信上寫道：“周總理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1955年，我國政府逐步把豬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轉移到北京，古耕虞任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公司經理，主持業務。

　　周總理要她代問父親好，還說父親是民族資產階級，父親聽到后很高興……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資產階級’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脫。

　　成思危

　　1938年，成舍我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被遴選為國民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上又結識了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

　　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中美關系開始解凍。當時已經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負責人的成露茜，受父親成舍我的囑托，從香港過羅湖，北上尋找斷絕聯系的兄姐。

　　成露茜與美國華僑、美籍華人旅行團的人士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周恩來。大家走了之后，周恩來留下她，問了成舍我的近況。周恩來說：“請你轉告你父親，我們都錯了。”周恩來指的是解放后將成舍我定為“人民公敵”和“官僚資產階級”。

　　這直接改變了一度被下放當鍋爐工的成思危的政治處境。

　　成思危回憶說：“1972年，小妹露茜到北京，經周恩來總理幫助才找到我。在北京飯店見面那天，身處逆境的我，聽到小妹一聲‘哥仔’的親切叫聲，喚醒了我麻木多年的親情。此后，她帶給我們許多雪中送炭的幫助，包括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她幫助許多今天頗有成就的人赴美讀書。”

　　成思危在《成舍我的四種精神》一文中寫道：“北平和平解放，父親對《世界日報》被當作國民黨CC系的報紙而被沒收一事耿耿于懷（這是促使他由香港去臺灣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一直是贊成祖國統一的。……總理要她（成露茜）代問父親好，還說父親是民族資產階級，父親聽到后很高興，并曾將此事告訴黃少谷。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資產階級’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脫。”

　　（作者王榮、王抒滟，系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中華職業教育社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