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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維漢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在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論家和卓越領導人。從1948年至1964年底,他一直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他善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提出適合國情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原則,為黨和國家的統戰、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作出了卓越貢獻。
為紀念這位中央統戰部的老部長,我們擷取4個李維漢同志做統戰工作的故事,和大家一起感受前輩風范,領略統戰藝術,更好地把新時期統戰事業推向前進。
倡導召開“神仙會”解決思想問題
上世紀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斗爭逐漸擴大化,黨外人士思想壓力很大。李維漢與全國工商聯主委陳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黃炎培等商量,建議采取“神仙會”的方式來解決思想方面問題,緩和緊張氣氛,得到民建和工商聯采納。
1960年元旦前后,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全國代表大會,2000名工商界人士參加。李維漢建議并幫助他們改變那種程序化的開會方法,不搞什么檢查過關,采取和風細雨的“神仙會”方法,創造寬松氛圍讓大家都講話,講老實話、講心里話,敞開思想,以理服人,實行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的“三自方針”,堅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主義”。
不料會議開始后,當時云南省工商聯秘書長聶敘倫等幾位代表的發言,遭到了一些與會者的抨擊。李維漢知道后,立即把聶敘倫他們約到人民大會堂談話,對聶敘倫等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作了充分肯定,給他們撐腰。談話后李維漢又邀聶敘倫等共進午餐,聽他們匯報在小組會上反映的情況,說:“我工作很忙,要我來聽人講假話,我是不高興的。何必浪費時間呢?今天你們是講了真話的,是不是夠,我不能說,但這是好的。你們對黨講真話,夠朋友!”李維漢還說,“這次座談會,應該做到大家都講真心話,應該允許別人有不同的意見。我們思想上還應該有個準備,就是自己反映出來的情況,不一定全面,將來如果有出入,怎么辦?改就是了。”李維漢的一席話,使聶敘倫等既拓寬了視野,又消除了心理壓力,使民建和工商聯的代表大會開得生動活潑,人人心情舒暢,取得了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效果。
后來,李維漢又將“神仙會”的方法推廣到其他民主黨派,推廣到各地工商界、知識界,不僅緩和了黨和非黨的關系,而且使黨外人士在當時十分艱難的條件下,能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為克服暫時困難貢獻力量。
民族區域自治
建國后,我國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實行聯邦制,就是黨中央采納李維漢同志的建議后作出的英明決策。1949年,人民政協籌備期間,毛澤東同志曾就這個問題征求李維漢同志的意見。李維漢同志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認為我國同蘇聯國情不同,不能實行聯邦制,建議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其理由在于:一是俄國十月革命前,俄羅斯民族是典型的壓迫民族,而我國各民族包括漢族人民在內都同樣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都是受欺凌的被壓迫民族。二是俄國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50%,而我國少數民族當時人口只占5%左右。三是俄國少數民族聚居集中,聯系密切,我國少數民族大都同漢族或其他少數民族雜居或交錯聚居。四是俄國經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許多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為不同國家,不得不采取聯邦制把各個國家聯合起來;而我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平等聯合進行革命,到平等聯合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五是我國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后,已經對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取得了寶貴的經驗。毛澤東同志很快同意這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建議,這就是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國以后,李維漢同志主持起草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后來,民族區域自治又明確地載入歷次憲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和基本制度。幾十年來的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證明,民族區域自治是人民民主專政制度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我國各民族平等聯合,團結在祖國大家庭內,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最恰當的國家制度。李維漢同志在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是永遠值得我們緬懷的。
與阿沛·阿旺晉美從談判對手到朋友
阿沛·阿旺晉美與李維漢的友情是從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談判時開始的,兩人都是首席談判代表。在剛開始談判時,阿沛·阿旺晉美的心里壓力很大,李維漢對他說:“談判就是民主協商,就是充分發揮民主,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經過反復討論,達成基本一致的協議,而不是把一方的意見強加于另一方。”他還對阿沛·阿旺晉美說:“愛國的道路一定要堅持,不僅自己愛國,還要團結和帶領更多的人一起走愛國道路,才有力量。”聽了李維漢的話后,阿沛·阿旺晉美感覺思想亮堂了許多,精神上輕松了許多。
通過長時間的談判和接觸,兩人了解更加深入了,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談判結束后,阿沛·阿旺晉美在離京前,對李維漢說起有幾個孩子現在印度學習,今后想讓他們到北京民族學院上學,但孩子們在北京舉目無親,如果可以的話請幫忙代為管教,李維漢二話沒說就答應下來了。
后來阿沛·阿旺晉美的孩子在北京上學時,李維漢和夫人吳景之幾乎每個星期都要把他們接到家里去,了解學習情況,做點好吃的飯菜,就像親生父母一樣關心照顧他們。兩家此后來往非常密切,關系一直都很親,過年過節經常走動。直到李維漢去世多年后,阿沛·阿旺晉美夫婦盡管年事已高,但每年過春節都還要去給李維漢夫人吳景之拜年。
公私合營
1953年,我國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基本上完成了各項民主改革的任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逐步實現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有步驟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成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任務。這年春季,李維漢同志率領調查組,到武漢、南京、上海等地,對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調查結束后,李維漢同志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報送了關于《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明確建議: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它的高級形式——公私合營,對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及和平贖買,逐步完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毛澤東同志看了這個報告后非常高興,親自打電話給李維漢同志,決定將報告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兩次擴大會議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都發表了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了這個調查報告。周恩來同志說,他當時也在尋找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和途徑,李維漢同志的報告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在6月15日政治局會議的第一次討論中,毛澤東同志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樣,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改造,作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方針上被明確地肯定下來,成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李維漢同志在制訂這個方針過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