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城市的扩张，对农村的溶解和改造也终于像洪流般涌到了千家万户的门口。孤岛一样的城中村，因城市而得福，因城市而畸变，又因城市而消亡，其兴衰来自愈演愈烈的“建设国际大都市”运动。这种对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想象，是否以清洗政策为手段就能实现呢？
对广州市民说，很容易把城中村这一城市肌理看作“毒瘤”：土地权属和使用混乱，内部建设过密且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景观不协调，治安环境恶化，村民“食利寄生”。但是对于在广州打拼的人们来说，城中村又是底层人民奋斗的温床。没有这些廉价的出租屋和大排档，不知还有多少人愿意来为广州贡献GDP。其实只要是经济开放的城市，必然是多元结构、异质文化混存，高贵与粗陋并存，不同层次人群各有其生存空间。城市结构的无序凌乱向来是政府难题，但若敢实行剃刀式的城市改造，希望一割了之，代价终归由社会大众承担。
面对城中村去留，我们会举证“岭南村落、历史文脉”之说，甚至用本地“周庄”来描绘之，以求获得社会同情和政府保护。不过，不管外界将其称为悠悠水乡还是臭涌陋居，每一个村庄作为社会肌体一部分，自有其形成道理，它们向来不是根据城市好恶而存在。为了保护开发，就冠冕以文化遗产，增加旅游功能；为了夺取地块，纳入城市，又对其极尽污名化，其实都是一厢情愿。一个乡村自给自足，虽三教九流其貌不扬，但靠毁灭来重建只能表明这一买卖是利润大大。需要升级的乡村比比皆是，偏偏城中村最需要改造。要说这是解决民生问题，不如说是对城市中心土地增值的追求。
按照设计，通过利益谈判和分配，以卖地收入支付改造费用，最后城中村消失，高楼拔地而起，公共管理进驻，城市管理者的心病也会结束。不过，城中村当然可以夷平，村民可以搬迁，但其实谁都清楚，城中村的出现是城市狂热膨胀的后果，城中村的消灭也是这种狂热的继续，失误原不在村而在城。如果继续以政绩驱动，把城市化等同现代化，把商业意愿化作公共意志，那所谓的“城市毒瘤”还会以各种方式出现。
